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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张氏叔侄冤案(浙江叔侄奸杀冤案 叔侄俩出狱三年是怎样生活的?)

张高平(左)和张辉 资料图

■现在两人都盖出了村子“最高”的房子,以说明他们已“翻身做人”

■刚出狱那会,张辉还不知如何系皮带,而现在他系上了高仿“爱马仕”

■国家赔偿金“基本没动”。张高平说,“那个钱”他们不会乱来,“做事要留点本钱。”

■张高平说,这些年就是按股份干活分钱。他觉得,他赚的这点钱,“也没什么好张扬的,只能说,日子过得舒服,不比别人差。”

案 情 回 顾

2003年5月18日,张高平、张辉叔侄俩从老家安徽歙县开车前往上海,途中带上了女同乡王某去杭州,次日,这名女子被发现死于野外,下身赤裸。一年后,他们被法院认定犯强奸罪,判处重刑。然而案件审理过程中,没有任何客观直接证据证明两人强奸杀人。叔侄二人含冤囚禁了整整十年。

在反复上诉的努力下,2013年,浙江高院再审重判二人无罪。

安徽歙县张高平、张辉叔侄,因一桩奸杀冤案坐牢10年,于2013年3月26日无罪释放,随后浙江警方向当事人及家属致歉。此案曾引起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,当事人张高平还接受了央视《新闻1+1》《面对面》等栏目的专访。

命运和生活因此改变,而张氏叔侄的遭遇一直备受关注,去年甚至传出有专业团队准备将他们的经历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。

如今,事件过去已有整整三年,张氏叔侄的真实生活又是怎样的呢?

他们

张高平内心深处仍会泛起波澜,但张辉说,回忆毫无意义,“我有孩子了,不能再陷入无限的纠结中,而应该想着,如何去生活。”

两栋大房子 “无聊就把精力放在盖房子上”

3月底的一天,成都商报记者从安徽歙县县城出发,穿过一条宽不足两米的火车轨下穿隧道,来到了七川村。刚进村,一辆红色宝马车轰鸣而过,开车人,正是张高平。

和三年前相比,张高平气色闲淡了很多,眼神也少了几丝执拗。他带着成都商报记者径直去了他的家。这是一栋5层楼、面积800平方米的新房,其中一半是他的,另一半是他三哥的女儿的。

三年前张高平回家时,此处是一栋破败的二层小楼,是父母留给他和三哥的,地基一人一半。他被抓后,房子就闲置下来。

张高平一直没有正式工作,“无聊就把精力放在盖房子上,我也不需要管事,叫一个包工头就完事。”他说,他这一半的房子,造价花了28万,计划用20万去装修。

张高平和张辉的座驾,是一白一红的宝马320

新房的一楼计划做车库,二楼做客厅,三四五楼格局一致,每层两个卫生间,楼顶是“制高点”,整个村庄风光尽收眼底。

张辉的新房与张高平的新房紧邻,张辉的新房只有4层,但地基更高,这让两栋新屋气势上难分伯仲。张辉的新房是2014年2月动土的,三个月后,张高平也开始了建设。房子属于徽派建筑,须用古建瓦和白色马头墙,“要有层次感,还要整齐划一”,张高平说。

村里人说,正如当年两人一起买宝马车一样,现在两人都盖出了村子“最高”的房子,以说明他们已“翻身做人”。

一个小家庭 两口子只领了结婚证,没办婚礼

张辉的妻子是邻村郑村人,张辉坐牢前就认识,“两个人谈得来,就在一起了。”两口子只领了结婚证,没办婚礼,只是在孩子满月时,在饭店做了酒。

张辉无罪释放后,谈了几个对象,但多对他“嫌弃”。张辉平日住在妻子娘家,妻子家接纳他,“认为我是冤枉的,那终究不是我干的事情”。他说,虽然他与社会脱节十年,但妻子家人认为,这或许是好事,“让我更老实一点。”

谈起女儿,张辉笑容满面。可谈到把女儿喂养大,他又发愁了,“再过10年,孩子还在读小学,可我都老了。”他说,一晃,就41岁了,“我都觉得很惊讶,我怎么可能是中年了?”

张辉刚回来那年,体重115斤,现在瘦了5斤,“当时是在监所里呆久了,虚胖。”他干不了重体力活,一身疼痛,他说,那是被刑讯逼供后落下的病根,“一到阴雨天就痛,睡到半夜就痛醒。”张高平的身体不错,就是耳鸣,“响得不得了。”他说,他也是在看守所留下的后遗症,医生说很难好,“查又查不出名堂。”

没正式工作 “不可能重新学,就算学出来,也老了”

张辉回来后,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。“厂里打工要技术,我没技术,就会开车,人家一句话就回绝掉,说厂里不要开车的。”他说,以他的身体状况,开长途车也吃不消,而工厂的技术工,需要长期操练才能熟练,“我不可能重新学,就算学出来,人也老了。”

张辉回家时,家里的地已被征收,想来想去,只有学父亲养猪这条路,或可维持生计。张辉还说,现在就靠“银行”利息过日子。

张辉和张高平的座驾,是一白一红的宝马320,购买时全价37万。张高平的哥哥张高方说,两年前他们把车开回家时,“人家以为我们是土豪。”他说,在七川村,这种车不算什么,“哪家没小车?宝马也分等级,100万的也是宝马,二三十万的也是宝马。”

张高平觉得“打工一个月赚几千块没意思”,他在黄山市屯溪区也有一套房子,按揭和装修花了70万,他说,这些年,“我就是给人家买点机械,跟有头有脸的人,按股份干活分钱。”他觉得,他赚的这点钱,“也没什么好张扬的,只能说,日子过得舒服,不比别人差。”

相对张高平,张辉要内敛得多。他抽中华烟,但“只和别人打交道才抽”。刚出狱那会,他还保持监狱内的习惯,不知如何系皮带,而现在他系上了“爱马仕”,但他说,这皮带是同学从国外带回来的高仿货,“几百块,皮质一样,真假分不出来。”

张高发说,张氏叔侄此前分别获得国家赔偿金110余万,后公检法系统又追加部分赔偿,张辉用这笔追加的赔偿款盖了新房。张氏叔侄都告诉成都商报记者,国家赔偿金他们“基本没动”。张高平说,“那个钱”他们不会乱来,“做事要留点本钱。”

现在的日子 他想清楚了,“回忆毫无意义”

张辉说,这个小县城,收入低,开支大,而他无事可做,内心倍感迷茫。

他平常的娱乐就是“吹吹牛”,没事的时候,他也会去县城,“玩,瞎逛”,三年实践下来,他发现,想要在社会上完全立足,“还是难。”

张高平的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,现在他每个月给三哥1000元的生活费,每到饭点就到三哥家吃饭。

大多时候他无事可做。出狱第一年,张高平不玩牌,现在几乎每天都泡在牌室里。

张高方希望弟弟张高平能找个伴侣安享下半生。“现在没合适的,烦死了。”他说,像他这个年纪,找个年轻的不可能,年纪大的,人家又有子女,一牵扯到双方的家庭,就复杂了,“我不谈了,就一个人过。”

张家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希望追究一些人的责任,但现在,张高平说,他希望放下,只是,每当想起原本可以陪伴孙女及儿子的年华被剥夺,内心深处仍会泛起波澜。

张辉说,偶尔他还是会做梦,梦里,他回到了那10年,清醒时,他就想着“为什么要冤枉我、逼供我”,于是“越想越难过”。但他想清楚了,回忆毫无意义,“我有孩子了,不能再陷入无限的纠结中,而应该想着,如何去生活。”

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刘木木 发自安徽歙县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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